無證培訓與“跨地區經營”亂象

 

　　安利中國的“不規范”并不限于此。記者實地調查發現，在煙臺市場還存在“無證培訓”及“亂收費”等現象。

 

　　5月11日，安利煙臺分公司三樓的三個會議室里均“有課”。記者也前往“聽課”。其中在有三十多人參加“培訓”的第二會議室，主講人森軍眉飛色舞地正在臺上講“銷售技巧”。培訓間歇，記者問森軍：“森老師，你講的這些內容需要培訓證才能授課吧？”

 

　　森軍：“對的，這是新進員工的培訓課，已經屬于后期。”

 

　　當記者他是否有直銷員培訓證時，森軍底氣十足地回答，“有啊，沒有怎么能培訓？”

 

　　但安利煙臺業務營運負責人戰冬梅卻明確告訴記者，本地區有直銷員培訓證的只有三人，森軍不在這三人之列。

 

　　按《直銷管理條例》相關規定，直銷企業應當向符合規定的授課人員頒發直銷培訓員證，并將取得直銷培訓員證的人員名單報國務院商務主管部門備案。

 

　　有趣的是，在記者說明情況后，戰冬梅又改口為森軍辯解稱，森軍只是在分享他的銷售經驗或產品展示，并不是直銷員的培訓。

 

　　而與森軍同步進行“培訓”的其它兩個會議室里，楊九妹在講解銷售方面的內容，劉文文正在向營銷人員展示產品，她們均沒有直銷培訓員證。

 

　　記者粗略統計發現，三個會議室里，參會人員共有60余人。有參會人員向記者表示抱怨，經常被要求上交“一元錢”。戰冬梅對此解釋，“收取的是會場租用費，有時會收一點。”

 

　　而按《直銷管理條例》規定，直銷企業進行直銷員業務培訓和考試，不得收取任何費用。

 

　　劉月映告訴記者，這些違規現象實際上普遍存在，目的就是“拉人頭”，想方設法地“拉人”加入安利經銷隊伍。“如果和個人報酬無關，誰會千方百計不顧尊嚴地拉人頭？安利否認團隊計酬，否認有4%的領導獎，那么就請相關部門進行調查，看看該公司是如何給那些高級經理發放酬金的，又是如何計算出來了的百萬千萬的獎金，不是靠千千萬萬的下線傾家蕩產地購買產品產生了巨額營業額，僅靠自己銷售何以拿到如此高額的報酬？不靠發展下線構建網絡，誰又會去從事安利的事業？”

 

　　上述中國經營報的報道也指出，正是由于團隊計酬模式的存在，才吸引著一批又一批經銷商加入，然而這些中低層經銷商們卻并不能收獲到安利宣傳中那樣的巨大財富，大量處于基座底層的經銷商只能不斷地以高昂的投入來支撐業績，換回有限的提成回報。“所以安利公司在公開場合非常低調，而許多安利直銷員卻在前方吹牛。安利公司對于這些所有夸大宣傳的態度是絕不公開承認，但也絕不辟謠，公開承認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要負法律責任；公開辟謠則安利人無法再造謠，對銷售不利。”

 

　　《直銷管理條例》第十六條還規定，直銷企業及其分支機構招募直銷員應當與其簽訂推銷合同，并保證直銷員只在其一個分支機構所在的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區域內已設立服務網點的地區開展直銷活動。

 

　　在安利（中國）官方網站上的營銷人員十項警示中，嚴禁跨區經營也是排在嚴禁團隊計酬之后的第二條。

 

　　但劉月映告訴記者，“跨地區經營”現象至少在煙臺普遍存在，“我的下線里就有濟南等地的。”

 

　　記者調查發現，雖然安利禁令規定銷售代表應“專注于本地市場，嚴禁跨區經營”，但令行卻未禁止。劉月映告訴記者，這是因為安利直銷人員可作為推薦人發展外地人員進入自己團隊中，推薦人的下線在辦理會員卡時，要填一份表格，表里就有一項要求填推薦人姓名、身份證號。這樣，下線無論在哪個屬地分支機構辦的會員卡，其銷售業績都會計入原推薦人屬地的業績，屬于原推薦人的團隊。每個人都屬于他上線的銷售團隊，這樣也就做到了跨區經營。而這一切，均由安利的電腦系統完全管理，極為準確。

 

　　“總之，一切還都是為了拉人頭。”劉月映評價。

 

　　受害人稱欲發《告全國安利受害者同胞書》

 

　　在向安利方面投訴未果近一年后，2000年8月21，劉月映憤而退出安利。

 

　　據她介紹，自2009年10月往安利總部打電話、寄材料，都“石沉大海”。

 

　　2012年2月，她寫了一篇散文《地獄之旅》發到安利廣東總部市場部，隨即安利山東市場部童主任來電稱，“盡快解決此事”。

 

　　這次見面，劉月映被問到有什么要求，劉稱“要店鋪改正錯誤，將卞秀敏新卡號撤銷，并由受益人申作振賠償我們的經濟損失”。但這次會談并沒有實際結果。

 

　　記者了解到，此后安利方面又和劉月映進行了四次會談，但都不歡而散。“童主任問我，能給我提供什么幫助，安利公司的內部制度都不執行，我們還需要什么幫助？”劉月映認為，安利公司一直在“安撫”她，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

 

　　而最近的一次會談中，劉月映告訴記者，童主任跟她見面的開場白就是：“這次見面不是我愿意來的……”

 

　　折騰了三四年，劉月映現已陷入對安利深深的失望中，她寫了一篇《團結起來，我們一起維權——告全國安利受害者同胞書》的文章，準備發到網上，“權當我向政府相關系部門的實名舉報”。

 

　　劉月映不知道的是，安利直銷模式早在中國經營報的報道中就被指“是在開歷史的倒車”。報道指出，和沃爾瑪等商超模式相比，以安利為代表的多層次直銷，把現代化商業的高效大規模運作逆轉為每個人單獨的銷售運作，從宣傳產品、進貨、庫存、銷售、送貨、到售后服務全部要每個人自負其責，效率是大大降低的。“安利的營業模式直接導致了營銷效率幾十上百倍地下降，但是由此而造成營銷成本的巨增卻是不需要安利公司承擔的，而完全由營業代表自己承擔。

 

　　同時，上級營業代表可以有效地將成本轉嫁給下級，而上級卻還可以拿走下級利潤中的一大塊。這才是安利和傳統商業根本性的不同之處。”

 

　　上述報道還指出，“下級的營銷成本會幾十上百倍的急劇上升，要想通過銷售產品來彌補成本，事實上已經毫無可能。因此，絕大部分底層是必然要賠錢的，最后絕大部分人做不下去，離開也是必然。此外，安利的營業代表并非安利員工(如果是員工，則按照勞動法，安利就必須為他們買福利、社保)，而都是獨立經銷商，這在法律上意味著安利公司不必對經銷商的行為負責。”

 

　　有律師也對記者表示，“劉月映的情況通過法律手段維權非常復雜、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