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貿大省廣東，正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探索其對沖之道。

　　4月14日，全國一季度外貿成績單公布。一季度全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6.57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下降6.4%。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統計分析司司長李魁文在當日發布會上直言，受疫情影響，沿海外貿大省廣東、江蘇一季度外貿呈現兩位數下滑，“從一些商品情況看，機電產品出口下降11.5%，重點行業如手機出口下降10.8%。”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調研亦發現，廣東省內外貿企業不少面臨在手訂單取消或延期、新訂單簽約困難、物流運輸不暢等諸多問題。

　　面臨眼下的巨大沖擊，廣東卻呈現出強有力的發展韌性。不少外貿企業利用直播、電商等渠道實現“出口轉內貿”，跨境電商進出口也在疫情期間逆勢增長，1-2月（比去年同期）增長了33.4%。

 

　　企業加速線上“求生”

　　不少受訪外貿企業均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出口大幅下滑，原因在于疫情全球蔓延導致外需銳減。廣東機電產品出口比重大，僅2019年就占廣東外貿出口值的68%。疫情之下，有企業出現“斷單”現象。

　　廣東星聯科技有限公司的模具業務中有50%的訂單來自海外，4月14日，其董事長張偉明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我們的客戶主要集中在歐美及中東地區，受疫情影響，從年前截至目前，一個海外訂單都還沒收到。”

　　機電項目對于行業展會的依賴度強，模具業務的接單旺季在每年的4月與10月，而這也是廣交會春、秋兩季舉辦的時間。廣交會延期疊加外商無法到場交流，對外貿企業是一個不小的影響。

　　張偉明嘗試與此前溝通的潛在客戶聯絡，外商反饋原本的投資計劃都因疫情的不確定性暫停了。“相比去年同期，今年預估減單三成左右。”他直言。

　　機電類外貿企業東莞聲強電子有限公司也遭遇了類似情況，董事長鄧文武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公司海外業務從3月份中下旬開始就出現減單、退單現象，損失規模大概在200萬美元左右。

　　他判斷海外訂單至少要在今年下半年恢復，而至于具體恢復到何種程度，他也沒有底氣。“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將出口轉內銷。”鄧文武正嘗試接觸電商與直播等線上渠道。

　　鄧文武的嘗試或許成為廣東外貿企業疫情期間無奈之舉的一個縮影。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不少廣東外貿企業開始加速轉向“線上”。

　　廣東金輝刀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輝刀剪”）80%的業務來自海外，年產值高達4億元。此前數十年靠替歐美企業代工，成為中國五金行業唯一一家“出口免驗企業”。然而就在半個月前，金輝刀剪的海外業務受到沖擊。

　　金輝刀剪副總經理鐘嘉良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往年此時，訂單可以排到三四個月后，而今年海外受疫情影響，無論給出多大優惠條件，對方也表示再考慮考慮。

　　這反倒堅定了其轉型的決心。鐘嘉良想到了依托電商渠道轉內銷，并在3月入駐了阿里巴巴1688廠貨通。一場線上的營銷內購會下來，金輝刀剪核心主打的6套刀具銷售額就突破了20萬元。這更讓鐘嘉良堅定了“出口轉內銷”的信心。

 

　　跨境電商逆勢崛起

　　廣東省外貿受疫情沖擊尤為明顯，但與此同時，跨境電商進出口卻表現出強力的韌性。

　　今年1-2月，廣東省市場采購出口466.4億元，增長1.8倍，出口規模躍居全國第一。同期，全省跨境電商進出口79.5億元，增長33.4%，繼續保持全國首位。

　　在海關總署廣東分署研究與統計室主任李開益看來，跨境電商在疫情期間逆勢增長的一大原因，是疫情改變了人們的購物模式，而跨境電商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很好的帶動效應。

　　實際上，廣東已連續數年保持跨境電商規模與增長全國第一。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商務研究中心主任王健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時指出，除了廣東本身具有濃厚的外貿基因外，跨境電商保持高速增長還與兩個特殊優勢有關。

　　一是產業優勢。“跨境電商通常適合批量小、附加值較高的商品，而廣東在電子產品如手機、計算機輔助設備的出貨量都非常大，滿足跨境電商小批量出貨的需要。”王健說。

　　第二個就是廣東的地理位置優勢。“廣東有海運通道，又臨近香港。很多跨境電商的產品都是先運到香港，再從香港空運到全世界。廣東在空運方面可借助香港的航線。”他進一步分析道。

　　值得關注的是，疫情期間，跨境電商綜試區在外貿發展中的作用也日益凸顯。繼4月7日全國再增設46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后，廣東目前已有6座城市（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佛山、汕頭）獲批設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

　　在王健看來，跨境電商綜試區穩外貿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新的網絡技術手段為中小微企業減負，減少外貿上的監管流程。“比如說單一窗口，讓企業在一個窗口一次性提交的數據就滿足政府合規的需要，這些流程上的簡化能促使更多中小微企業更方便地參與進來。”他說。

　　然而他也指出，跨境電商對疫情影響的抵消作用實則有限。疫情之下，一方面大量跨境電商供應鏈企業不得不推遲返工,產能不足導致企業庫存告急、供貨困難；另一方面，許多國際貨運航線停飛，各國海關執行更嚴格的監管,導致原有訂單難以按期履約。

　　因此，疫情期間增設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意義在于，利用疫情期間給予的政策，讓更多外貿企業考慮向互聯網和跨境電商方面轉型。“現在政策給足了，至于能取得多大的效果，最終還是取決于市場，取決于企業轉型和掉頭的適應速度。” 王健直言道。

　　歸根結底，跨境電商綜試區還是要通過制度創新來賦能跨境電商平臺創新，最終實現政策價值落地。

　　例如，廣東卓志供應鏈科技有限公司就積極探索跨境電商網購保稅商品與一般貿易貨物的拼車出口，降低出口企業運輸成本，為跨境電商企業“出海”提供了更優質的物流渠道。

　　對于上述創新之舉，王健評價道，實際上部分傳統的外貿監管政策已經不能適應當前各種創新貿易方式的需要，所以在綜試區的政策框架下，還可再做進一步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