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有責任分享自己的哲學、商業哲學。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國的文化也許無力解決人類盡早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但這正是中國儒商今天應該登場的原因。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創造了令世人振奮的經濟奇跡。對此，中國企業家功不可沒。商業行為的背后，中國傳統文化無疑是那個廣博而精深的思想寶庫。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商業哲學和倫理，助推了當前的經濟騰飛。儒商——這一雅致的稱謂已被世人所廣泛接受。

 

 

　　回顧中國企業的成長之路，歷史上儒商誠實守信、急公好義的形象，涵養著當代中國的企業家精神。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中國傳統商業倫理研究日益深入、系統。中國的企業界和商界開始自覺塑造儒商形象，著力培育儒商精神。深入研究和探討中國儒家思想與當代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將儒家文化與企業文化進一步融合凝聚，已成為當代中國學界和商界挑在肩頭的重任。

 

　　“義利合一”的儒商文化

　　孔子說，“義以生利，利以平民”。義是拿來生利的，而利則是用來安撫百姓的，實為儒家經營哲學的精髓。

 

 

　　儒商的出現并非簡單的商業現象，而是一個文化現象、哲學現象。儒商是儒與商的結合體。儒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財富與成功；既是儒者的楷模，也是商界的精英。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終目標，有對社會發展的崇高責任感，有救世濟民的遠大抱負和憂患意識，追求兼善天下的理想情懷。

　　“所謂‘當代儒商’就是踐行儒家商道的當代企業家”。儒商不是外界套給企業家的光環，而是企業家自覺的選擇；儒商不是一種身份，而是一種行為方式；儒商不是一種榮譽，而是一種責任；儒商不是一種境界，而是一種擔當，表現為企業家對于企業、社會、員工及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擔當。

 

　　義中取利，在創造的價值中只取一瓢飲

　　中國文化只求和諧與安定，并不鼓勵社會成員整天鉆研財富的積累。

　　如何實現社會和諧與安定呢？每個社會成員必須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履行各自的社會義務，盡個人的本分。儒家文化期待每一個人都成為君子。君子修己安人，然后安天下百姓，從獻身社會的自我實現中得到人生的幸福。然而單單依靠個人修養還是不夠的，還需要社會制度的支持與約束，孔子時代謂之“禮”。

 

 

　　儒家重義務、重責任，而不重權利；重仁義，而不重財富，卻不排斥財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工商業已經相當發達。所以，儒家思想的現代成長并不排斥對于財富的追求，兩者是可以達成一致的，“儒商”為媒——義中取利，在創造的價值中只取一瓢飲。

　　多年來人類社會采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導致金融業的畸形發展，從創造價值走向追求利潤。一夜之間，似乎所有東西都可以證券化了。全世界的資金從生產性投資，轉向了金融性投資。然后，財富分配不均、能源枯竭、環境污染、氣候變暖等等，一系列問題接踵而至。回歸以儒家倫理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節制物欲，將倫理放在利益前面，責任放在權利前面，才可能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中國先知先覺的企業家自覺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經營哲學、管理模式，稱之為“儒家商道智慧”，內容包括:尊敬儒家先師孔子、承擔儒家歷史使命、踐行儒家管理理念、秉承儒家經營哲學、弘揚儒家價值精神，以及履行儒家社會責任。

 

　　儒商“信義仁合”乃應然而當然

　　今天，海之圣已經創造性地把儒學思想煉化為“誠信為本、見利思義、仁者愛人、合作共贏”條條具體、可行的行為理念，并每日踐行。以德立生、厚德載物、以德服人、誠信為立生之本，企業文化幫助員工體會生活的美好。晨讀司訓宣言，日積月累，就這樣把道德國學融入工作和生活。

 

 

　　人類的希望在東方，而中華文明將為未來世界轉型和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提供無盡的文化寶藏和思想資源。海之圣將傳承這些財富，通過直銷儒商事業弘揚光大，鼎力民族復興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