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銷遇上反傳銷

　　這是一棟再普通不過的3層小樓。幾乎每一個進入這里的人，都曾懷揣一個偉大的夢想。可是在這里轉一圈后，很多人的夢想就破碎了。

　　8月中旬的一天，來這里的幾個人，抽著幾塊錢一包的香煙，或靠在沙發上，或直立身子揮舞手臂，描述著動輒千萬元的項目，論證著“自動賺錢機制”的奧妙。

　　當別墅里的志愿者介入后，有人抱著家人痛哭，有人低下頭苦笑，還有人呆呆地站在原地，像丟了魂。他們終于明白，他們是傳銷者，懷揣的夢想，不過是一場騙局。

　　這棟3層小樓，是一個反傳銷組織的所在地，在北京西南四環外的一個小區里。從去年開始，幾乎每天早上8點到晚上10點，爭吵聲、嘆息聲、哭泣聲，就會在這棟小樓里回蕩。

　　“我們就是要幫助來這里求助的傳銷者完成救贖。”該組織的發起人李旭嚴肅地說。據他介紹，該協會每年約救助2000名受害者。

　　在李旭團隊繪制的“中國傳銷地圖”上，越來越密集的紅點匯成一片，淹沒了大半個中國

　　劉衛軍筆直地站在門外，盡管剛從空調房間走出來，他的額頭還是掛滿汗珠。

　　“太緊張，在里面受不了。”他捂著胸口說。房間里，女兒正在接受反傳銷志愿者的輔導，有心臟病的劉衛軍聽不下去。

　　來北京求助是劉衛軍能夠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曾在部隊立過二等功，也曾在生意場上叱咤過，“從沒怕過什么”。但提起卷進傳銷的妻子和女兒，這個身高1.85米的東北漢子忽然抽泣起來。

　　“傳銷太害人了。”劉衛軍攥緊拳頭，從牙縫里擠出這句話。他不敢相信，平時謹小慎微的妻子才離開家十幾天，就整天嚷著要“3年內成為千萬富翁”。

　　為阻止妻女繼續瘋狂，劉衛軍曾拿著刀架在岳父脖子上，威脅電話那頭的妻子：“再不回家就殺人。”

　　憤怒的劉衛軍并不知道，剛進入傳銷組織的新人往往都不愿回家：在傳銷團隊，有人幫鋪床、有人幫盛飯、有人給洗腳，甚至連握手時都會低下頭表示尊敬。

　　“這些做法會不斷強化新人對團隊的歸屬感、認同感，讓新人感受到團隊的溫暖，然后確信自己本來就是團隊的一員。”反傳銷志愿者趙學兵也得到過同樣的待遇，盡管明知是個騙局，他仍會偶爾“懷念”那種被尊重的感覺。

　　這次來北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兒。妻女回家后，劉衛軍假裝自己跟她們一起去做“資本運作”，并邀請她們到北京見一個愿意入伙的生意伙伴，母女二人這樣才同意出門。否則“與傳銷無關的，她們哪兒都不會去”。

　　“資本運作”實際是傳銷組織的分錢游戲。每個新加入的成員都要繳納固定的“認購金”，然后通過“拉人頭”發展下線吃回扣，隨著人頭數量的增加，回扣也會呈“幾何倍增”。

　　正是傳銷組織構筑的一個個發財夢想，吸引了數以千萬計的人加入進來。據媒體統計，2012年時全國大小傳銷組織已經超過3000個，參傳人員超過1200萬人次，分布在20多個省級區域。

　　李旭團隊的人，曾見過更極端的瘋狂：有丈夫不顧女兒跪下來死命的哀求，當場簽下放棄一切家庭財產，與妻女斷絕一切關系的協議；有人跳樓、有人撞墻，歇斯底里地要挾家人放他們回去搞傳銷，繼續他們的發財“夢想”。

　　這些瘋狂的人中，有把皮鞋擦得锃亮的商人，有衣著時尚的大學生，也有鞋子上沾滿泥灰的農民。

　　志愿者趙學兵想起幾天前的一幕，仍會覺得恐怖。他在廊坊傳銷窩點蹲守救人時，趕上傳銷人員去“上大課”。“你無法想象那種場景，大大小小的馬路上擠滿了人。”趙學兵挑起眉毛說，他稍作停頓想了想，“就像北京地鐵的早高峰。”

　　一名在合肥做“資本運作”的受害者曾自豪地描述自己的團隊：“市政府廣場上來往的同行一撥接一撥，合肥少說也得有20萬人做這個。”

　　天津一個受害者的家族里先后有18人卷進了廣西北海的傳銷，“一所幾千人的小學，全是做傳銷的人的子女”。

　　“前幾年傳銷主要集中在南方，現在中部地區、華北、東北都泛濫成災了。”在李旭團隊繪制的“中國傳銷地圖”上，越來越密集的紅點匯成一片，淹沒了大半個中國。

 

　　反傳銷志愿者幾乎有著同樣的心路歷程，對他們來說，一次成功的勸說不僅救贖了別人，也是在救贖自己

　　劉衛軍的女兒燙著大波浪，一聲不吭地坐在“談話室”。這是反傳協會的志愿者與傳銷者對話的地方。

　　志愿者先是講了一些常識。可她東張西望，耐不住性子。有時她會反駁說，自己所做的，是“利人利己、利國利民”的好事。她還會拿一切“關聯物”來證明行業的合理性。她甚至認為團隊發了少量的“新鈔票”，這就能說明國家繞過了銀行給他們撥了專項資金。

　　當志愿者否定她的說法時，這名年輕的姑娘甚至說志愿者“不安好心”。直到志愿者準確羅列出她所在組織的作息規定、上課內容，甚至菜譜時，這名年輕的姑娘才靜下心，一起論證起“行業”的運作機制。

　　幾張白紙上的一番演算下來，所謂的“資本運作”不能自圓其說，這名大三學生抱頭痛哭。“就像走出一場夢境一樣。”她哽咽著對志愿者說。

　　“我們能擊碎別人的夢想，就在于我們不少人都曾是傳銷受害者，有的人級別還挺高。”李旭說。

　　2004年，在家磨豆腐的李旭進入傳銷組織。在拼命發展了幾十個下線，上升到一定級別后，他越來越懷疑自己千萬富翁的夢想。

　　“傳銷組織層級間沒有信息流動，級別越高越接近騙局的真相。”他開始上網查找傳銷的原理，一天天動搖著曾為之付出一切的信仰。

　　在網吧最終想通的那一刻，他失聲痛哭，給母親打電話大罵自己不孝。

　　隨之而來的是恥辱和自責，兩年間因為家人“不理解”自己，他不惜與家人翻臉。干傳銷不久，他把自己的親姐姐拉進了傳銷組織，親手毀掉了她的家庭。

　　回家之后，李旭不愿再邁出家門，“‘傳銷’兩個字就像貼在臉上，大老遠看到熟人就會躲起來”。他開始沒日沒夜地逛各種“反傳銷”論壇排解苦悶，逐漸成為資深的“反傳”版主。

　　2007年，在與母親的一次激烈爭吵后，李旭揣著700元，帶著在論壇里積攢下的人脈和勇氣離開家，走出了“反傳”的第一步。

　　他還記得在葫蘆島救下的第一個受害者。“感覺人生重新有意義了，迫不及待地想救下一個人。”李旭推了推眼鏡，笑著把自己的那段時期稱作“激情反傳”。幾年后，李旭到北京，創辦了反傳組織，“要救更多的人”。

　　反傳協會的志愿者幾乎有著同樣的心路歷程，對他們來說，一次成功的勸說不僅救贖別人，也是在救贖自己。

　　32歲的志愿者趙學兵也曾做到和李旭一樣的級別。離開傳銷組織后，他整夜失眠，“經常夢到自己騙家人朋友的場面，然后再看到他們騙更多的人”。

　　“吃飯，等死。”趙學兵吐了一口煙，如此描述當時的生活。直到他得知北京有地方可以反傳銷，才義無反顧來到這里“贖罪”。

　　“現在除了救人救己，我還很期待醒悟的受害者對我表達感激。”趙學兵咧開嘴，不好意思地笑笑說。

　　24歲的小張是個“見習期”的反傳志愿者。他在上大學時被騙搞傳銷，后來趙學兵連續勸說他5天，才把他從騙局中叫醒。他當場決定留下來做志愿者。

　　“一個傳銷人的背后就是一個家庭，我看不下去。”小張聲音顫抖，表情嚴肅地說。

　　“傳銷受害者很封閉，他們只愿接受同類人的信息。”李旭說。為此，李旭團隊的志愿者曾扮演過孩子的老師、父母的朋友，先與受害者建立信任，再進行溝通。

　　這是他們最常用的一種技巧，李旭將這個過程稱之為“角色扮演”。

 

　　無論他們如何追趕，都無法追上傳銷蔓延的速度

　　贖罪并不是一個輕松的過程。

　　談話室里，辱罵、攻擊志愿者的事情時有發生。有些受害者剛坐下就朝志愿者吐口水，有些干脆拿起杯子把水潑到志愿者的臉上。

　　外出解救傳銷者的志愿者，則要蹲守在傳銷組織上課、活動的必經之路上，通常從早上5點到夜里12點不間斷。碰上好運氣，或許兩個小時就能找到需要解救的受害者，但更多時候，蹲點的時間需要以天來計量，少則兩三天，多則四五天。

　　即便如此，蹲守仍然可能是徒勞一場。

　　除了長時間蹲守的疲憊，外出解救還藏著時刻都可能發生的危險。

　　趙學兵談到去年在合肥的一次經歷，仍然心有余悸。

　　“當時我正在賓館里勸說一個受害者，突然房門被踹開，他的幾個同伙拿刀架在我脖子上來搶人。”趙學兵舉起手比劃著說，“我整個人都嚇傻了。”

　　在一次解救過程中，李旭被傳銷組織的人尾隨，五六個彪形大漢把他從出租車里拖出來拳打腳踢，“眼鏡打飛了，身上疼了一個月”。

　　一名已經離開的志愿者，甚至被圍攻的傳銷者從背后捅了三刀，其中一刀，差點就捅到心臟。

　　然而，疲憊和危險都可以承受，反傳志愿者承受不起的是經濟和家庭的壓力。

　　趙學兵已經做了4年志愿者。他去年結了婚，現在妻子帶著剛出生的孩子在成都打工。他坦陳自己考慮在一至兩年內“退役”，“為了孩子，還是需要找一個收入高點的工作”。在反傳協會，他和其他志愿者一樣，每月僅可拿到少量的“零花錢”，“夠日常的吃穿”。

　　對直接找上門的受害者，反傳協會除了免費救助，還提供食宿；對于需要志愿者去外地救助的受害者，收取2000至3000元的“贊助費”。可無論他們如何追趕，都無法追上傳銷蔓延的速度。每年解救2000余人，與1200萬名傳銷者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

　　為增強自己的“公信力”，讓傳銷受害者認準自己，李旭反復出現在媒體報道中。在協會的網站上，李旭在各大媒體上的報道填滿了整整3個頁面，“還有些報紙和地方電視臺重復報道，沒地兒放”。

　　反傳協會的人，來了又走，走了又來。成立6年來，不少老資格的志愿者“單飛”后另立門戶，在網上掛上“資深‘反傳’專家”的稱號，然后隨意定下救人的價碼。

　　這讓李旭感到心痛。

　　更讓他心痛的是，協會所在轄區的派出所，經常接到傳銷受害人的報警，稱自己被志愿者非法拘禁。民警到現場后，厲聲訓斥受害者搞非法傳銷。臨走時，民警特別囑咐：“有條件就裝上防盜窗，別讓這些人跳樓。”

　　(為保護采訪對象隱私，文中劉衛軍、趙學兵均為化名)